拉姆齐夫人抬起头，望见威廉·班克斯和莉丽经过窗前。“如果明儿天不放晴，”她说，“还有后天呢。现在……”她边说边在心里思忖：莉丽那双斜嵌在苍白而有皱纹的小脸蛋上的中国式眼睛挺秀气，不过要一个聪明的男人才会发现。“现在站起来，让我量一量你的腿。”因为，也许他们明天会到灯塔去，她必须看一看那袜统是否还需要加长一二英寸。

她嫣然微笑，因为这时在她脑袋里闪过的可是个好主意——威廉和莉丽应该结婚。她拿起那双混色毛线袜子，袜口上带着十字交叉的钢针，去量詹姆斯的腿。

“亲爱的，站着别动。”她说。出于嫉妒，詹姆斯不愿意为灯塔看守人的小孩当量袜子的标尺。他故意烦躁不安地动来动去。如果他老是那个样子，她怎么能看出袜子是太长还是太短呢？她问道。

她最小的孩子，她的宝贝儿，给什么鬼迷了心窍？她抬起头来，看见了那个房间，九*九*藏*书*网她一边责备婢女，一边示范（该怎么铺床，怎么开窗，像一个法国女人一样，把双手一会儿合拢，一会儿伸开），在这个姑娘说话的时候，她身旁所有的被褥都悄悄地自动折叠好了，就像一只鸟儿在阳光下飞翔了一阵之后，它的翅膀悄悄地自己收拢，它的蓝色的羽毛一下子由明亮的蓝钢色变成了淡紫。她默默地站在那儿，因为没话可说。他患了喉癌。她在回想——她如何站在那儿，那姑娘又如何说，“家乡的山峦多么美丽”，但是没有希望，无论如何没有希望。她感到一阵烦躁，厉声对詹姆斯说：

“站着别动。别不耐烦。”他马上明白她是真的发火了，就把腿站直了让她量。

灯塔看守人索尔莱的小男孩可能个儿要比詹姆斯矮小得多，即使把这个情况也估计在内，那袜子还至少短了半英寸。

“太短了，”她说，“实在太短了。”

从来没人看上去显得如此沮丧，愁苦而阴郁，在黑暗之中，在从地面的阳光通向地底的深渊的竖井里下坠的途中，也许一滴泪珠涌上了眼角；泪珠儿往下淌；涌来涌去的潮水接纳了它，又平静了下来。从来没人看上去显得如此沮丧。

但是，人们在议论，难道除了外表的忧伤，就没什么别的了吗？她的美貌和丰采后面——有什么东西隐藏着？他用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吗，他们问道。他在他们结婚之前的那个星期中死去了吗——那另一位更早的情人？人家听到了有关他的流言蜚语。或者真的没发生过什么事情？除了一个美丽无比、不受干扰的外表，就再也没什么别的了？因为，当她遇到伟大的热情、爱情的骚乱和事业的挫折之时，她本来可以在一些亲密无间的场合，轻易地透露出她自己也知道、感觉到或经历了的这一切，但她却始终守口如瓶。她当时就知道——没听人说她就知道。她单纯的心灵一下子就猜测到聪明人往往会搞错的事情。她单纯的心灵，使她的思想自然而然地飞扑到事实真相之上，像石块的下坠一样干脆，像飞鸟的降落一般精确。而这事实真相，已被愉快、轻松、坦然地接受了——这也许仅是假象而已。

有一次，班克斯先生在电话里听到她的声音大为动心，虽然她不过是在告诉他火车的时刻表罢了。“大自然用来塑造您的那种黏土可实在罕见呀，”他说。他在想象之中，清清楚楚地看到她站在电话线的另一端，像希腊雕塑一样体态优美、身材挺直，眼珠碧蓝。和这样一位女性通电话，似乎是多么不相称呀。希腊神话中赐人以美丽和欢乐的三位格雷丝女神，似乎在绿草如茵、长满了长春花的园地里携手合作，才塑造出那张脸庞。他该搭十点三十分的火车到厄斯顿去。

“但她像个孩子似地丝毫也没意识到自己的美貌，”班克斯先生说，一边把电话听筒挂回原处。他穿过房间，到窗前去看那些工人在他的屋子后面建造旅馆的工程进展如何。当他看到在那尚未竣工的墙壁之间，工人们穿梭往来乱成一团，他又想起了拉姆齐夫人。他想，总有一些不协调的因素，掺杂到她脸上的和谐气氛中去。她把一顶打猎用的草帽随手往头上一戴；她穿着一双雨靴奔过草地去抓住一个淘气的孩子。因此，如果你想到的仅仅是她的美貌，你还得想起那些颤动着的、活生生的东西（他看到那些工人把砖块运到脚手架的一条小木板上），并且把它添进那帧肖像中去。或者，如果你仅仅把她当作一个女人来看待，你就会赋予她一些奇特的怪癖——她不喜欢被人倾慕——或者她有某种潜在的愿望，要抛弃她优雅高贵的仪表，好像美貌和所有男子们对美貌的赞扬都叫她厌烦，而她别无所求，但愿能和其他人一样，平平常常。他不知道。他可不知道。他得去干活了。

她在编织那双红棕色的绒线袜子。那只镀金的画框，披在画框上的那条绿色的纱巾，那幅鉴定过的米开朗琪罗（米开朗琪罗（1475—1564）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。）的不朽杰作，把她头部的轮廓可笑地衬托出来。拉姆齐夫人平静下来，刚才那种严厉的态度消失了，她把小男孩的头抬起来，吻一下他的额角。“让我们另外找一张图片来剪吧，”她说。